三、创办《青年生活》月刊
1938年5月，青委决定创办机关刊物《青年生活》月刊，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方针政策，统一战线，阐明党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任务，提高青年政治觉悟，增加青年的知识和青年生活的内容。出了几期（记得封面是高举火炬的自由神）后，约在1939年3月改为半月刊，同年7月被迫停刊，前后共出了约十期。
《青年生活》月刊第一、二期中有杨述同志的文章《当前青年工作的方向》，我的《纪念五四青年节》，张国钧（谷军）同志的《五四青年联欢会》，前后连载了许立群同志的《石柱巡礼》等等。
《青年生活》主编是杨述同志，以后由许立群同志协助编辑工作。他们也是主要撰稿人。许晓轩、我和张国钧也参编委会和撰稿。此外，撰稿人还有须旅（许大元，通俗读物编刊社）、魏东明等同志。许晓轩同志担任刊物发行人，因为他有公开的社会职业（复兴铁工厂会计、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便于向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登记备案，争取刊物公开合法。
《青年生活》在民生路牛皮凼口一家算命馆楼上租了一间房子作为社址，编辑室和通讯发行的地址就设在那里。第一次青委召集讨论创刊的会议在我家开，以后就转移到牛皮凼口社址开会。有的同志偶尔也在这里碰头和商议工作，暂住和接关系，许立群同志就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青年生活》的出版发行工作主要由许晓轩同志负责，每期都是他将编好的刊物送到《新蜀报》或《商务日报》印刷厂排印，经常得到杜延庆同志（公开职业是的《新蜀报》印刷厂的工作人员）支持和帮助。张国钧同志则协助许晓轩同志去印刷厂校对和做发行工作。每期大约印一两千册，除内部赠送外，其余交生活书店重庆分店发售。
四、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 青年运动走向低潮
我们都知道，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建立了近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没有多久，国民党就走向反动，在抗战期间，两党不断发生摩擦，以后更是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1939年春就开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国民党当局用高压政策对付重庆青年运动
1939年3、4月间，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压制青年群众运动，“职业青年互助会”被停止活动。尽管该会继续不断地提出的恢复活动的要求，政府当局仍不予批准。
“书业界同人联谊会”始终未获批准成立，并于四月三十日晚间遭国民党宪警搜查（会址在曹家巷，设在重庆市妇女界抗敌后援会楼上），这是陈奇雪（陈红藻）同志“五一”告诉张国钧的。
差不多同时，《青年生活》社办公地方（牛皮凼口算命馆楼上）也被国民党宪警查抄，从此，我们不敢再去那里开会、接头。
2、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被捕
1938年5月1日，重庆市群众团体按青委原定计划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场在夫子池。书记杨述在会场门口遭遇反动军警搜查扭打。同去的许立群见状不妙，立即混入人群中走了。
5月2日下午二时，青委原定在我家开会，汇报和总结纪念“五一” 群众大会。许立群、许晓轩及张国钧同志都按时到来，唯独杨述没有来。等了十分钟，许立群紧张地站起来，说了一句“杨述可能是出事了，我马上到办事处去，我们明天下午两点再碰头。”就匆匆走了。
会开不成，杨述怎么了？我们忐忑不安。我们都记得青委会上谈白区工作纪律肘说过，秘密工作者特别要守时，不能迟到一分钟。如果约会或开会有人过了十分钟不到，那就肯定就出事了。
5月3日下午二时的青委同志碰头会上，许立群同志向大家通报杨述不幸被捕的消息。我们很是震动和担心。惊问怎么回事。许立群同志说了他前天看见特务扭打杨述的一幕，说昨天过了钟点杨述没来，就想可能出事了，他赶到办事处去汇报时，办事处已经知道杨述被捕。“五一” 晚上全国学联的同志已经向办事处报告了确切的消息。
原来“五一”那天杨述和许立群一同来到夫子池会场大门口，怒吼剧社队伍正在入场。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像杨述同志这样重要的党的领导人，没有公开身份掩护，是不能出现在这种群众场合的。也许因为那天的活动重大，他想去看看那激动人心的场面，要跟着怒吼剧社的队伍进去。
夫子池会场平时很少开这样的大会，这天人们都去看热闹。会场门口又挤又乱，什么人都有。杨述同志穿着一袭旧长袍，戴着厚厚的眼镜，腋下挟着一个纸包，很是扎眼。他平素不修边幅，不注意外表，蒋南翔同志曾提醒过他。一次，蒋在青训班给我们讲课时说，地下工作者衣着要整齐，女同志要穿得漂亮一些，否则易引起特务注意。他指指杨述说：“像老陈（当时杨述化名陈光）这样，特务看见准是一把就抓住了。”果然，杨述一出现在会场附近就被特务盯上。他正要走进队伍之际，突然一阵拥挤，将他腋下的纸包挤掉在地上。他连忙将它拾起，并且从中抽出一张纸条放进嘴里。这些动作被特务看见，确认此人是共产党，冲上去就抓。杨述同志反抗，与特务扭打起来，眼镜也被打掉了。这时许立群见势不妙马上蹓走。国民党特务一面将杨述同志抓住，一面喊“抓汉奸” 。这是特务抓人惯用的手法：看到有人可疑就故意乱挤，趁乱出手。叫喊抓汉奸，是因为当时国共合作，不便公然抓共产党，必须制造假象，避免群众起哄。
杨述同志被押送途中经过五月书店时，故意高呼“共产党万岁”， 就是给我们的同志通风报信。果然，住书店楼上的全国学联同志听见大吃一惊，到窗口一看，原来是杨述被押着过路，马上向办事处报告。
杨述被捕，特委决定许立群同志代理青委书记。
3、重庆惨遭日机大轰炸
第二天和第三天，即“五·三”、“五·四” 两天，重庆惨遭日寇狂轰滥炸，和平居民伤亡和财产损失都极严重。向称“小上海”的陪都重庆，官方对防空缺少准备。居民从未经历如此劫难，更是毫无防空经验。听到警报声，惊惶失措，扶老檇幼奔向防空洞。有的人跑不及就爬到行道树上藏身。然而，敌人对重庆作地毯式轰炸屠杀，何处有安全？劝工局街附近的安乐洞（一个自然的山洞临时用来防空、只有一个出口）门口中弹，洞内居民全部闷死；市中心被敌机低空扫射，躲在树上跑在街上的居民死伤无数，鲜血顺着倾斜的衔道（重庆是有名的山城，街道均从高到低倾斜）往下流，惨不忍睹。此后空袭不断，不时警报长鸣，形势紧张，人心惶惶。居民若不迁居远郊，也是早出晚归，逐日到郊区躲避。我家也临时迁居长江南岸孙家花园姑母家，青委机关没有了固定的地方。
“五·四”以后，青委在南岸临时找地方开过三次会。群众团体的会员也是四处分散，大都不能到会活动，加上政治形势变化，迫使“职业青年互助会”、“自强读书会”及“书业界同人联谊会”等团体都停止了活动。
五、周曰庠叛变投敌 许晓轩同志被捕
在此期间，党的川东青委继续遭受严重破坏。书记杨述同志被捕几月后，青委宣传部长许晓轩同志也被捕了。这次是被叛徒出卖。一九三八年重庆市青委委员周曰庠（周万岺）被派往丰都开辟工作，不料以后被捕叛变。1939年仲夏，他竟带领特务在重庆抓共产党。他先是把特务带到我家—他知道青委机关设在那里。此事好险。若非躲空袭我全家迁居南岸，若是万一还正碰上青委开会，那就一网打尽了。幸亏我家已经搬走，他们扑了个空。不幸的是，许晓轩同志落入了共产党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毒手。
杨述同志被捕后，在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同志出面交涉，将他救出，送回延安。许晓轩同志就没有这么幸运。时值国民党反共高潮升温，营救没有成功。许晓轩同志坐了十年监狱，受尽苦刑和残酷折磨，先关在渣滓洞，后移白宫馆（两处都是国民党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监牢），最后在解放前牺牲。许晓轩同志被捕后，不屈不挠，坚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坚持斗争，担任了中共狱中特别支部书记。他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学习、永远纪念。小说《红岩》浓墨重彩刻画的齐晓轩，原型就是他。
1949年上海解放。杨修范同志到上海团市工委找到我，备细告知我许晓轩家庭的具体情况和困难，要我设法帮助。原来晓轩被捕时只有二十多岁，结婚不到一年。他被捕后，妻子生下遗腹子，生活很困难。晓轩的兄长劝她改嫁，她不愿意。现在孩子十来岁了，不需要像幼儿那样照料。晓轩夫人家务不多，难免孤单寂寥，想找个工作。再者，生活全靠兄长接济，而兄长本人也不宽裕，只能勉强糊口，尤其感到苦恼。
我和许晓轩同志是青年时代共患难的朋友，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我很难过。了解到他妻子的困难，更加同情、伤感。我当然应该尽力。我含泪写了一封信给华东局组织部，报告了许晓轩烈士的情况，请求组织部给他的遗属安排一个工作。组织部很快就派人给她家送去一袋（100斤）大米，安排她到华东军管会图书馆上班，同时向我通报了处理情况。
那时后，我们党工作的效率还很高，也很负责任。
六、尾声
许晓轩被捕后不久，1939年8月张国钧离开青委，调到万县工作。9月，我因上了国民党抓人的黑名单，经特委批准转移到北碚草街子育才学校去教书，在该校参加南方局文委领导的一个支部。39年底许立群从重庆撤退到延安，川东青委书记的工作由荣高棠接任。
六七十年前，中华民族面临危机，适逢国难当头年代；同时也是激动人心的年代。青委领导下的十来个群众团体，一大批追求真理的爱国青年，满怀激情，叱咤风云于山城重庆，播下救亡图存争解放争自由的火种，经受了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这段经历是难忘而且可贵的。
注：本文是在1987年与张国钧和许立群合作的题为《关于1938—39年重庆市青委和川东青委的一些情况》一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原文1987年发表于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出版的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丛书《川东地下党的斗争》。改写收入本书时，补充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和细节，文字上有较多修订。 2004年7月2日 北京 倚竹斋
参考文献：
《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7期。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川东地下党的斗争》1985年内部发行。
温田丰：《六十年来人和事》 1995年5月 重庆出版社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