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五讲四美，重铸浩劫之后新青年
| http://www.rednet.cn 2008-2-25 11:07:28 红网 字体: 【大 中 小】 已有评论0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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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浩劫初过。 按照当时的说法，“广大青年心灵里结了一层难以融化的冰凌”。当年的南斯拉夫《政治报》甚至刊文：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青年有可能成为垮掉的一代。 当时分管青年思想道德工作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感受到了当时的道德滑坡，但是他认为，中国青年垮不掉。他要用新的德育口号培养出新的一代。 在充分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 自此，“五讲四美”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展开，迅速成为一场全民活动。用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话语形容就是：从此，冰凌化为春水，严寒转为春风。 时隔近30年，作为“五讲四美”的提出人，再次提起“五讲四美”，高占祥仍然言语激动。 讨教胡耀邦 1978年10月16日，共青团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团中央书记处成员进行具体分工，高占祥分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在当时，高占祥意识到，青年的道德教育“刻不容缓”———“文革”十年，传统美德被践踏，是非荣辱被颠倒。 但刚从山沟中平反的他，对于从何处去抓整个中国青年的思想道德工作，有点发蒙。他知道“文革”十年对青年思想的摧残，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出一个办法，去请教团中央的老书记胡耀邦。 在中南海胡耀邦的办公室，高占祥说出了自己的苦恼。 胡耀邦告诉他，开展青年工作，一定要有个具体的抓手，否则就抓不出东西来，并且一件事情不抓则已，要抓就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要一浪接一浪，一浪推一浪，一浪高一浪去推动它”，“要搞就搞出名堂，震动地球”。 高占祥继续问，抓手要具体，那么应该抓什么呢。胡耀邦说：“抓什么你也问我？抓什么要从实际出发，你要去调查研究！”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明确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而在高占祥看来，“文革”之后开始的精神文明建设，五讲四美是最主要的形式。 最初是“五讲五美” 高占祥回到团中央后，兵分几路，去上海、北京、武汉等地调查研究。高占祥自己到了武汉。 调查的情况令人惊心：青年道德滑坡，抢座、骂人、虐待老人、破坏公物、冰棍纸乱扔等等。一些顺口溜反映了这些状况，如“职工上班心在跳，担心家里门被撬；职工下班心在跳，担心路上被劫道；上班下班都在跳，担心孩子走邪道”等。 有了这些调查后，高占祥仍然在想“抓手”问题。他需要简而明、针对性强的顺口压韵口号，建立一种易记、易懂、易传播的道德规范。 在不断的思考中，他想到了古人在德育时曾提出过“三从四德”，以及孔子曾经说过的五美四恶。他找到了宣传部的同志一起研究，根据武汉和无锡等城市的一些经验，还有在“文革”前的五热爱，提出了在青年中开展“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讨论完五讲之后，又想到青年不愿意老听讲，他们爱美，喜欢美，所以又综合出了“五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仪表美、环境美。 “仪表美”遭割舍 高占祥没有想到的是，他对青年爱美心理的琢磨，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五讲五美提出来，团干部集中在镇江开团省市委书记扩大会。在会上讨论，五讲没有人反对。反对集中在五美上面，最为激烈的是仪表美。 高占祥还清楚的记得那场激烈的辩论。 会上有人说，现在的青年已经够臭美的了，袒胸露背，奇装异服，你还提倡仪表美？有人说这到底是要把青年引向何方？ 一听到要把青年引向何方，高占祥就倍感压力，“这么上纲上线受不了”。还有人提出，邓小平刚刚提出艰苦奋斗，强调仪表美是不是强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和中央的讲话精神是不是不一致？ 高占祥辩解说爱美是人的天性，“鸟爱青山鱼爱水，哪个青年不爱美？”但这个辩解在反对声中显得无力。 最终，仪表美被放弃。 挽救“心灵美” 仪表美没保住，心灵美也遭到了质疑。质疑的原因是，心灵这种提法有宗教色彩，不能用。 高占祥反驳说，心灵这种说法，革命导师用过———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 反对者反问高占祥，列宁提到心灵可能是翻译的不准确，毛主席有没有提到过心灵这个词？ 高占祥当时一下子没想出来毛主席在哪里用过心灵，但他想到的是毛主席用过“灵魂”这个词———“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灵魂比心灵还要有宗教色彩”。高占祥对反驳者说。 就这样，“心灵美”保住了。 “五讲五美”变成了“五讲四美”。高占祥可惜之余，也觉得欣慰。他认为，五讲四美，是道德突破政治，也是解放思想。在当时，“左”的思想还比较严重，“提出了美就是一种成功。” 全民五讲四美 提出五讲四美之后，高占祥觉得光靠团的系统，活动打不开。在他看来，青年的问题不仅在青年本身，还在于他们的家长老师的言行。 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个想法，五讲四美会迅速地变成一场全民活动。 高占祥根据五讲四美可能涉及的单位，一家一家地去找。团中央作为小字辈，去找妇联老大姐，工会老大哥。 最终，1981年2月25日，九家单位联合发出“开展五讲四美”倡议，九单位几乎涉及当时的所有行业。三天之后，中宣部等五个部门发出了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提出要使活动具体化经常化。 声势浩大的五讲四美活动，从此迅速展开。 1982年开始，每年的三月份成为了全民文明礼貌月。在文明礼貌月中，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上街打扫卫生。学雷锋小组，文明班级，文明商店，大街上相邻单位七户一岗维护卫生……种种与五讲四美相关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 这种常态活动在高占祥看来，“吹开了青年心中灿烂的道德之花”。各地不断上报的资料里不断讲述着：从前是扒手，现在是突击手；从前是打架大王，现在是突击大王；从前是害群之马，现在是四化建设的千里马；武汉的九千九百四十九名青年，交出了一万四千三百一十二件凶器…… 生活之变 在数据之外，一些细微观念的转变也在发生。 20世纪80年代初在沈阳环卫三所做支部书记的郭阿姨，依然记得当时五讲四美给清洁工人带来的变化。 郭阿姨说，70年代的时候，手下的环卫工人姑娘小伙找对象最让郭阿姨头疼。五讲四美之后，清洁工成了城市的美容师，讲卫生是五讲四美的重头戏。当时不光领导重视，别人看清洁工的眼光也不一样了，姑娘小伙谈起自己的职业不再遮遮掩掩。 “对象好找了，质量也上去了。”郭阿姨说，手下的姑娘小伙找到的对象都精精神神，条件也好，有的还找了别的系统的干部，“在以前，可不敢想”。 《人民日报》1981年刊登的一篇报道写的就是郭阿姨说的事。这篇题为《五讲四美的丰硕成果，沈阳青年清洁工找对象不难了》的报道称，五讲四美之后，看不起清洁工的不良风气有了改变，沈阳市环卫系统从机关、厂矿、部队“娶”进356个新媳妇或新女婿。 五讲四美，这一原本是思想道德层面的口号，不经意间切实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本报记者 张寒 北京报道 |
